当杨苡目睹涂着太阳旗的飞机从远处吼叫飞来，当吴大昌踏进昆明工厂看到让他震动的现象，当张世英从闻一多手中接过沉甸甸的《海上述林》……这几位西南联大的年青人在多年今后回想往事时将会意识到：从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从此不同了。战时大学是联大的底子特点。自身学业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络，是贯穿那一代人大学日子的核心问题。抗战救亡、流血献身……是每一位联大学生深入的回想。
昆明图景
1942年，昆明，文林街整条街上满是茶馆。前来光临的简直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茶馆的墙壁上挂着几个大字：“唠嗑莫论国务。”学生们做什么的都有，人声鼎沸。一瞬间从打桥牌的桌上冒出来“just make”“他妈的”，一瞬间从闲谈的座位上冒出来“四咱们族……”“孔祥熙，飞机运洋狗！”“朱家骅，什么玩意儿！”。还有几桌是谈恋爱的情侣。
哲学系学生张世英走进一家茶馆，要了一壶茶，摊开书和笔记本，开端了一天。这天他带的是巴克莱的《人类常识原理》，这是他转入哲学系后细心读的榜首本原著。他念这本书入了迷，发现千言万语会集在一句话：“存在便是被感知。”张世英遽然觉得“很好玩”，“我对茶馆里的喧嚣声、议论声都置之不理，也似乎是，已然我不去感觉它们，它们也就都不存在了”。茶馆读书由此取得了理论依据。
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
75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茶馆景象，张世英依然记住一览无余。“早晨一同床，吃过早饭，就夹着书本到文林街‘泡茶馆’，一杯茶从早上八九点‘泡’到12点，然后回食堂吃午饭，午饭后又去‘泡’，晚饭后又去，一天‘泡’三次。”联大校友汪曾祺结业50年之后也写了一篇《联大忆旧——泡茶馆》，逐个细数了各家茶馆的掌柜和运营特征，可见回想之深。
以茶馆为学习和交际场所，看起来自在随性，实有无法的成分。图书馆座位极度匮乏，寝室里则因为昆明电力缺少而光线暗淡，咱们除了茶馆无处可去。这所战时状况下的特别大学，物质条件可谓艰苦。机械系校友吴大昌记住，北平的清华体育馆有热水淋浴，更衣柜装备密码锁，与现代体育馆简直无异，到了昆明，就只能在土操场上跑跑圈打打篮球了。
算学系（数学系）校友万哲先形象深入的是上课时的“滋味”。“数学系对面便是打开的厕所，一刮风，教室里立刻就能闻到滋味。”上学期间，万哲先的宿舍还发生了多起“铺盖失窃案”，有同学睡着觉身上的被子就没了。“宿舍窗户是纸糊的，小偷弄破之后，用钩子一钩就把被子偷跑了，终究也不知道小偷是谁。丢一套铺盖对咱们这些穷学生是不小的丢失。”
环境尽管困苦，但并不影响在这所充满活力的大学中相同有丰厚的校园日子。因为教室及宿舍为多方租赁、凑集而成，加之学日子动范围广泛，就有了“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的说法。天津来的外文系学生杨苡享受着悠游闲逛的自在。“昆明的云、树、山和水，西山上的‘龙门’，‘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咱们这些租界里长大的孩子觉得全部都美极了。”联大师生还常光临南屏大戏院看外国电影，因不满意翻译粗糙而亲力亲为，外文系教师吴宓由此译出《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经典译名。
最受欢迎的当地是翠湖，是联大师生一同的夸姣回想。起先本地人看不惯学生情侣在湖边谈情说爱，还曾抛石子对立，没过多久，昆明本地年青人也如此仿效了。张世英和夫人尔后终身在北大作业，被问及翠湖和未名湖哪个更美的时分，简直没有任何犹疑：“当然翠湖更美！”
今天大学生的小聪明，也都存在于旧日的联大。“清华体育之父”马约翰掌管联大的体育课，偷闲的学生不在少量，不少人在跑步时躲在树后以“逃圈”。一次，领跑的教师遽然回身，发现全班同学都不见了。还有许多同学景仰去听陈寅恪的课，将教室挤得风雨不透，但是并不能听懂，往往过了学期前一两节课之后，教室也就空了多半，只剩下少量实在听讲的学生。
“清华体育之父”马约翰教授辅导学生操练体操跳动，其曾在西南联大期间掌管学生体育作业（摄于1958年）
联大的特别之处，在于特别布景下全校同甘共苦，由此而造就的尤为亲近的师生联络，这也为校友所深深思念。
杨苡和几位同学一度和沈从文、朱自清、杨振声等教师住在同一个宅院里，咱们互相串门，无长幼尊卑之分。沈从文知道杨苡喜好写作，常为她举荐来找自己的访客。“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徐芳！你这个小女诗人快来看看大女诗人好美丽！”“杨小姐，来见萧乾了！”……这并非个例，据校友回想，闻一多给学生的题词也都称谓“某某兄”。此种和谐局势的另一原因在于，其时联大的教师都十分年青，能够与学生挨近。1938年联大开学时沈从文36岁，闻一多39岁，钱锺书28岁，人们形象中一向是胡须全白的冯友兰当年也才43岁。
这样一所校园，环境美丽、人数不多，师生亲近无间，偏居一隅而构成联络严密的命运一同体。从形式上看，或许更挨近今天西方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而非动辄数万人规划但人际联络高度原子化的研讨型大学（University）。不过正像西南联大研讨者、美国前史学家易社强（John Israel）指出的，尽管西南联大的确在形式上更挨近教育型学院，但它有着远比单纯的教育型学院更深远和沉重的身份：它是危殆时间组成的国立联合大学。
战争降临，侵略者必定要操控乃至阻隔中华民族的精力和文明，西南联大和其他高等院校承当的任务便是绝不让他们达到目的，要把独当一面的学术和教育连续下去。
进入1935年，北方的大学就已开端做最坏的计划。清华1935年斥巨资在长沙修建校舍和研讨所，一同叫外出实习的师生不要再把仪器设备带回北平。1937年“七七事故”迸发，京津大学南迁则成定局。当年的清华外文系三年级本科生赵俪生日后在回想录中写道，卢沟桥炮声一响，校园赶紧将书本、试验器件装箱。“每逢夜深人静之时，砸钉之动静彻在大楼里，如同小时分听大地主人家入殓的动静。”
1935年，上海同济大学运动会上观看赛事的学生。彼时抗日战争没有全面迸发，大学尚得以正常作业，但部分校园已做好了最坏的计划。
国难当头，不甘做亡国奴的常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挑选。有就此投身抗战的，如赵俪生，“卢沟桥事故”后12天前往山西打游击，学历永久停留在了“大学肄业”。也有甘愿一死以完结此生的，如陈寅恪的父亲、“维新四令郎”之一的陈三立，回绝日本人招延，在北平城内绝食而亡。更多的人决议把自己的作业持续下去，学生持续上学，教师持续教育，为中华文明留下种子。
但他们再不会具有安静的学园了，而是要在烽火中困难生计。
烽火中的蜕变：杨小姐长大了
1937年，天津我国银行行长杨毓璋的千金杨苡从教会校园结业，取得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入学资历。但南开现已和北大、清华兼并南迁，她在天津无学可上，停留家中。租界的家里有她的宝物：唱片、保藏的各种画片、大巨细小的洋娃娃和十余封巴金的来信——她发现自己的家就像《家》中所描绘的相同，可自己又没有觉慧的勇气突破“金丝笼”，感到苦闷，从而与这位最崇拜的作者开端了通讯。
时局日益动乱，她既感到恐惧又巴望自在，脱离是最好的挑选。哥哥杨宪益此刻供给了要害的支撑。正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的杨宪益来信，支撑杨苡去昆明入学西南联大。“咱们家巨细作业都听哥哥的，所以妈妈就放我走了。”1938年7月7日，“七七事故”整一年后，杨苡登上了脱离天津的轮船，经香港、越南海防前往昆明。这是令杨苡振奋的旅程。“不安全的预见迫使家长不得不同意把子女送到被认为是安全的区域，而咱们所神往的是自在，因而咱们振奋乃至于适当开心肠向码头上含着眼泪的母亲们挥手，大声说：再会！”
杨苡哥哥杨宪益（摄于1994年），杨宪益为闻名翻译家，曾与夫人戴乃迭协作将全本《红楼梦》翻译为英文。在他的支撑下，妹妹杨苡入学西南联大
从天津到昆明的这段旅程也成为她终身中“终究的贵族日子”。她和堂弟一同上路，堂弟的父亲，也便是杨苡的七叔是北平我国银行行长，我国银行给他们姐弟俩买了天津至香港的头等舱船票。船上有西餐、办舞会，下船后杨苡还在其时香港殷实的铜锣湾区域住了十天观赏。但是从香港到海防，杨小姐榜首次坐了二等船舱，在河内，榜首次住进一般旅馆，从越南入云南，榜首次坐了没有座位的“闷罐车”（四等火车）。坐在闷罐车的地板上，这只飞出“金丝笼”的“小鸟”和其他平津逃亡学生一同高唱爱国歌曲，和咱们浑然一体。“条件是艰苦的，但我却觉得好自在！”
抵达昆明，杨苡以南开学生身份“复校”，学号N2214。杨苡回想：“我这人数学很糟，但是就记住联大的学号。其时的玩笑是‘P字好，T字香，N字没人要’。”三个字母P、T、N，别离代表了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学籍身份。到联大后期，便不存在这种区别，学生进入的仅仅“联大”而不再是三校之一。不过学生还能凭风格大致判别教师们的来历：西装革履、严厉守时的来自清华，长袍马褂、上课迟到的来自北大。
在边境小镇，杨家千金开端了一段全新的日子：“我成天看小说、歌唱，用绒线在麻布上绣东西，乃至还买了一把亮堂的锯琴，没事就拉，幻想着有一天能奏出托赛里的小夜曲。我纵情享受着从小没享受过的自在自在！”
沈从文是杨苡在联大的榜首位引路人。师生二人在来昆明的路上相识，和朱自清等人租住在同一个院里。沈从文常催促杨苡细心读书，经常拿来许多世界名著，叫杨苡读后写笔记，还叫她留意看自己屋里的灯，告知她：“我去睡了，你方可歇息。要刻苦！”调皮捣蛋的杨苡也不让沈从文省心，一次她正和两个朋友大谈特谈各类飞机兵器，模仿战场作战，沈从文遽然掀开门帘：“杨小姐！朱先生和我都在作业，你们不要这样吵！”快80年过去了，杨苡至今记住这件事，也至今记住那天的两位朋友。他们是空军校园的学生，那次在屋子里喧嚷地模仿战场是杨苡和他们终究一次团聚。没多久，其间一个随教练作空中练习时，飞机撞上房顶，完毕了他20岁的生命；另一个从空军校园结业后投入战争，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献身。
恰恰是教中文的沈从文劝杨苡不要按原计划进中文系，告知她：“仍是进外文系好。进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捆住你的。”沈从文还劝诫她，少写文学价值不高的标语式的抗战诗，踏踏实实读原著。杨苡遵师命念了外国文学，加之哥哥杨宪益和巴金等人的影响，从此走上了翻译的路途。“吼叫山庄”四个字便是杨苡定下来的，直到现在，《吼叫山庄》仍以杨苡的译著为最佳。
外文系学生杨苡在西南联大邻近的留影
联大的外文系可谓阵型强盛。系主任是叶公超，他有着惊人的言语天分，学期开学时他会在黑板上写下“I am very well”，请每个学生大声读一遍，由此能立刻判别学生的原籍。两位诗人冯至、卞之琳，别离教育德语文学和英语文学。其他为人熟知的教师包含钱锺书、吴宓、王佐良等。还有若干外教，如美国人温德（R.Winter）、英国人白英（R.Payne）和燕卜荪（W. Empson）。学生在外文系能够上英、法、德、日的文学与言语学课程，偶然能赶上不定期的俄文、拉丁文、希腊文、梵文课程。毫无疑问，这是其时全我国最高水准的外文教育，尽管有人批判因为与外界的阻隔和人员的紧缺某些课程的水准实践比较战前清华有所下降。类似的欧美留学布景，使得教师中颇有爱好相投的气氛，但钱锺书脱离联大后所写的挖苦小说《围城》，也相同提醒了不和谐音符。
良师之外，还需益友。西南联大有一个闻名的民主墙，贴满了讲座信息、社团活动的海报。杨苡靠着民主墙上的海报，在“高原文艺社”中收成了友谊和爱情。“我参加时也没想到它是哪一派的，便是他们的壁报办得很好，我最喜爱。”98岁的杨苡仍明晰记住她参加高原文艺社的情形。“那是秋冬的一个晚上。门是开着的，但我出于礼貌仍是敲敲门，问：‘这是高原文艺社吗？我能参加吗？’里边的人就说：‘欢迎！欢迎！’”在这个文学青年社团里，杨苡最好的两个朋友是赵瑞蕻和查良铮。查良铮，以“穆旦”的名字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新诗作者之一。赵瑞蕻，日后成了闻名的法语文学专家，《红与黑》便是他翻译的——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杨苡的老公。
“那时分都是男生追女生，我走到哪儿赵瑞蕻就跟到哪儿。我去看话剧他跟着去，其实他最不喜爱看话剧。他来我的班上听课，其实他现已学过一遍了。”杨苡玩笑说，“（自己写起诗来）当然比不过穆旦了，跟赵瑞蕻还能比。”杨苡很快和赵瑞蕻成婚、生子，两人就此陪同终身。这样的日子，简直像联大校友鹿桥发明的小说《未央歌》所写一般：“那像诗歌又像论文似的日子。”
惋惜实在中的联大并非乌托邦，校园南迁数千里至昆明，不是为了四季如春的气候和风景如画的环境，而是为了躲避烽火，但亦未能如愿。
1938年9月28日，杨苡住的宅院里热闹非凡，她正和几个北方来的“哥们儿”商议到哪里去逛逛，空袭警报响了起来。“跑警报”现已历屡次了，他们并不当回事。日本戎行虽没有推动至云南，但空军会不时地轰炸昆明，首要针对市区内的重要组织和设备。昆明地下水位较高，无法制作防空洞，躲避空袭仅有的方法便是在防空警报响起后跑到市区外的安全地带，这便是“跑警报”。
杨苡和同学们发现这不过是让他们“例行郊游”：“路上买一把胡萝卜，用手绢胡乱擦一下就一路啃去。看看昆明的云、山和开着油菜花的郊野，唱起抗日歌曲，再带一本《101首世界闻名歌曲集》，唱够了，吃光了，就‘摆驾回宫’。”其他同学跑起警报来也是形形色色，有的人空袭警报一来就去洗澡，因为这时人少热水管够，还有人专门在撤离路线上沿途捡钱，因为脱离时咱们总会带上值钱物件，有人带就有人掉。如此几回风平浪静，杨苡早就“跑腻了”。
正好这天“女侠”施剑翘带着来联大上学的弟弟也在，咱们就请她讲当年枪杀孙传芳的传奇故事。刚要开端讲，杨苡头上就响起响彻云霄的飞机引擎声，飞翔之低让她能够看到三架飞机上的日本太阳旗。“目睹明晃晃的炸弹，伴跟着哨子相同的声响落下，爆炸声把咱们震得宛如石柱钉在地上。”杨苡愣在原地手足无措，被尘土和浓烟笼罩了起来。只要“女侠”身手强健、反响敏捷，用天津腔喊了一声“我的妈呀”就奔向后院去了。
等全部复归安静之后，咱们看着严峻受损的房子，才意识到自己幸运逃过一劫。据计算，日军在这次空袭中扔下十颗炸弹，落在联大租借的昆华师范学院校舍，两名联大学生在空袭中不幸遇难。自此今后，“跑警报”成为联大学生不得不最细心对待，一同也花时间最多的一门“必修课”。联大日子被“跑警报”深深影响。校方重新制定了作息时间：上午6、7时开端上课，10时下课随即一切人脱离校园躲避空袭，下午再康复上课直到晚上。许多在昆明城区有家室的教师也搬去了郊外，只在上课时来校园。1940年11月，受日益严峻的轰炸局势和捉襟见肘的校舍经费影响，联大宣告在更偏僻的小城叙永树立分校，安顿重生。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合影
有一天警报免除得较早，杨苡和同学们都很快乐，一同大吃了一顿。但是下午杨振声教授的女儿就跑来说，沈从文吃饭时喝了点酒，遽然哭了起来，把咱们都吓坏了。杨振声女儿告知杨苡：“沈先生说国家成了这个姿态，人人只管逃命，不能读书，不能作业……还没说完就呜咽不止。”一整天杨苡和朋友们都十分安静，仅仅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沈从文。
1941年，跟着老公赵瑞蕻结业到重庆中心大学教育，杨苡中断了联大的学业，到中心大学借读，不过仍拿联大结业证书。尽管学业持续精进，但那种彻底自在自在的气氛却没有了。相同从联大到中大的教师陈嘉劝诫她：“这儿不是联大，说话要留意。”
后来的人生里，杨苡又遇到许多困难险阻，回想往事，她常常觉得联大几年是人生中最夸姣也是生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在一些近乎失望的日子里，她总会想起沈从文在联大对她的教训：“英勇些！吃点苦没什么了不得，日子是本大书！”
科学救国：连续“赛先生”的火种
2017年11月1日，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大学举办。坐在榜首排正中的是到会的最年长校友，99岁的机械系36级校友吴大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终身投身于科学作业，为我国前期车辆工程学科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右边是物理系学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左面是机械系学弟——“两弹一星”功臣王希季。杨振宁再右边是机械系学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取得者郑哲敏。
几人在会场上亲热问寒问暖的画面展示了西南联大至今为人称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所存在仅9年的校园培育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科学人才。西南联大师生中，173人被评为我国科学院或我国工程院院士，8人获“两弹一星”勋绩奖章，5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大昌，西南联大机械系校友（王旭华 摄）
回想起80年前在联大机械系学习的韶光，吴大昌仍清楚记住观赏昆明一家工厂带给他的“震慑”——那里的机器既不是用电机带动，也不是用柴油机带动，而是工人用手摇！“可见动力多么匮乏，人工又是多么廉价！我深深感觉到我国的落后。”这一幕，让吴大昌坚决了要用自己的常识改变现状。
吴大昌是极少量现在尚健在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前就已入校的“元老级”校友，1936年考入清华，在北平清华园上了一年学，随后同校园一同南迁，其间还参加了闻名的“湘滇黔旅行团”，由长沙步行至昆明。吴大昌一同体会了战前清华与战争中联大的科学教育。
1936年的清华园给吴大昌留下了十分好的形象。“那时分的四大修建——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大礼堂都十分先进。如果能一直在清华园上下去当然是很好的。”今天的清华大学稀有万名学生，喧嚣、美丽的校园环境广受赞誉，而吴大昌上学时清华每年仅招生300人左右。到了昆明，日子条件坠崖式下降，“清华的本科生宿舍一间两人，联大三四十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
更严峻的状况在于粗陋的条件对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工程学科。吴大昌的一个形象是，从北平到昆明之后，试验课程显着削减以至于没有了。据易社强的研讨，战前清华有顶尖的仪器设备，工学院的3个系具有14个试验室和4个工厂。以水力试验室为例，它是模仿德国大学的试验室而制作，被称为“我国榜首水工试验所”。在炮火中搬迁几千里让这些硬件根底化为乌有，纵使校方尽力运来部分仪器也无力回天。昆明拓东路上的联大工学院粗陋到可笑的境地，乃至有时连纸、墨、丁字尺都缺少，使得机械制图作业无法完结。
艰苦的条件反倒使工程教育取得了两个意外的优点：一是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根底课的教育和教材的编撰上——因为研讨无法展开；二是校园以查询工厂的方法补偿试验的缺失。这二者都让吴大昌和他的同学们收获颇丰。
吴大昌至今都记住在昆明两年观赏的几个工厂：水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纺纱厂、电工厂、中心机器厂。“这些观赏大有优点，让咱们觉得读书真是有用的。”吴大昌说，战前不少同学学工科也是为了“好找作业”，战争一旦打起来，自己国家落后的局势深深影响了咱们。他记住，其时的标语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自己朴素的主意便是“要让我国完结现代化”，每个人都信任自己的常识能派上用场。
吴大昌最思念的两位教师吴有训和刘仙洲，都以严厉著称。吴有训的物理课上，一个同学忘了关试验用的煤气被批判。第二堂课他又忘了，吴有训不留情面地告知他：“你不要再进试验室了。”这意味着试验成果是零分，物理总成果所以无法及格，而必修课不及格意味着这个学生只能转系脱离。刘仙洲则总是准时走入教室，关上门开端点名。迟到的人要么站在门外听，要么满脸惭愧地走进来承受一顿怒斥。这样的风格，和联大其他“自在”的院系截然不同。
更为要害的是，这些教师和世界前沿适当接轨，他们自身是我国引进现代科学之后的开端一批人才，又大多在欧美最顶尖的院校承受了前沿的科学教育。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陈省身等联大闻名教师的路途莫不如此。11月1日的留念大会上，杨振宁回想：“吴大猷先生带我走进了‘对称性在分子物理学的运用’这一范畴，王竹溪先生引我进入‘计算力学’的范畴。这是我后来全部研讨的根底。”联大教师对物理学前沿有着适当精确的掌握和前瞻。
教师们的眼光和尚能维系的购书途径，让联大学生总能够读到前沿的科学书本，极大补偿了设备上的缺少。吴大昌忆起的一件趣事颇可佐证。联大化学系学生朱汝瑾赴美进修，极为罕见地仅用两年就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学位。朱汝瑾和吴大昌等同学在美国聚会时透露了奥妙：“是因为精读了一本教科书，把那本书注释里引的其他书也都读了。他到麻省理工的导师正是那本书的作者！导师对他说：你比我还了解这本书。”朱汝瑾后来当选为台湾“中心研讨院”院士，他的儿子朱棣文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出任美国能源部部长。
不过从研讨层面看，联大的理工科因战争陷入了中止。无论是蔡元培以洪堡大学为模板用以改造北京大学的现代大学理念，仍是今天世界干流研讨型大学的实践，大学都该以发明新常识为己任，前沿研讨必不可少。限于客观条件，联大无法做到这一点。有理工科中，即使是师资雄厚、最负盛名的物理学系，9年之间也仅宣布了30篇论文，其间仅一篇是试验物理，其他均为理论物理。1943年，科技史家李约瑟拜访联大，他对我国科学家所在的粗陋环境一同感到震动和感动：“我国科学作业者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在窘境中他们极端达观、旷达。”
但联大的理工院系在另一个层面取得了成功，它用根底厚实的本科生教育为我国孕育了科学人才的种子。吴大昌用朴素的话总结了这种本科教育富有成效的原因：“教师水平高，学生乐意学。”对如数学这样的特别学科，联大优势更显着，因为聚集了更多的教师。日后成为我国科学院院士的数学系校友万哲先1944年入学，1946年联大完毕复校清华，1948年结业。他比照复校前后：“联大的数学教育更好，因为教师更多，学生能学习的方向就更多。回了清华有些课反倒开不出。”
当战争完毕，联大学生取得了海外留学的时机，在欧美校园承受体系的研讨生培育后，才得以成为老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留念大会上几位老校友的路途莫不如此：杨振宁1945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王希季1947年进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郑哲敏1948年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吴大昌1946年进入伊利诺伊大学。杨振宁以一句话总结了自己，一同也是联大同学们的成才之路：“我在我国遭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在美国遭到了最好的研讨生教育。”
最近，吴大昌在电视上看到了联合收割机作业的局势，他较为振奋：“梦想成真了。80年前咱们读书是期望我国现代化，今天完结了。”
哲学仍是政治：“走出象牙之塔”
1944年，在联大的第四年，张世英做了一个“逆流”的挑选：他总算从经济系转到了哲学系。结业时那一届经济系学生有200多人，哲学系算上张世英，只4人。“我完满是自己做这个决议的，没和任何人商议。”家人身处沦亡的武汉，通讯本也不易，几个月才干联络上一次，他自己也觉得无商议的必要。
成果单上，张世英的表现颇不均衡，有零分的如化学，也有优等的如国文、英文，审阅转系请求的哲学系系主任汤用彤点评：“看你的成果，是个有偏心的人。”知道张世英已开端读黑格尔，汤用彤吩咐：“你对黑格尔有爱好，将来能够好好在这方面做些研讨。”结业时张世英在贺麟的辅导下做了《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维》的论文，尔后一辈子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西方哲学的研讨，成为我国名列前茅的黑格尔专家，是《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主编。
张世英，西南联大哲学系校友（朱墨 摄）
转系之后，本来经济系的同学识张世英：“哲学是讲什么的？”他解说了一通“无”和“有”、“存在”与“感知”之后，同学较为忧虑：“学这些有什么用呀？你可别学成个神经病。”96岁的张世英笑着回想其时的场景，弥补道：“不过哲学系也的确有两三个神经病。”
哲学系对今天人们心中的“西南联大”形象的建构至关重要，一系列人文大师都出自哲学系：冯友兰、汤用彤、贺麟、金岳霖、洪谦……哲学系人物也为联大传说贡献了颇多奇闻逸闻，如逻辑学教师沈有鼎，从哈佛、海德堡归来后，这个才华横溢又行为荒诞的教授常做出人们意料之外的行为，有风闻说他从不洗澡。更底子的在于，哲学系标志着联大的精力——在烽火中持续研讨非名利的朴实学识，为我国文明寻觅出路。
但是对其时的学生而言，哲学系被注重程度远不及今天人们的叙说建构，从学籍档案记载的学生人数可见一斑。在选系自在的联大，哲学系结业生仅占整体结业生的2%，最多的一届有16人，9年间结业总人数缺少百人。比较之下，经济、商学两科结业1200余人，其间经济是全校学生最多的专业。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所编《国立西南联合大校园史》中做了如此解说：“旧社会大学结业生求职较难，常有‘结业即赋闲’的感叹，但财经、商业人才破例。”
张世英却无所谓，他早已认清了自己不问政治、自命狷介的志趣。高中结业时，受时局影响他也想“救亡图存”，断章取义地挑选了“经济学”。“我认为‘经济’便是讲‘经世济民之道’的，入学后却发现竟是些管帐、计算之类的‘生意经’！”这个从小被同学们叫作“老夫子”的书呆子，觉得自己仍是回归赋性比较好。
联大自在的环境供给了空间，他开端“流窜”各系旁听。化学零分便是这么来的——选了课之后，张世英弄不明白那些“乌龟壳”相同的分子式，又去其他课旁听了，试验课总共去了一次，自然是零分。一度转入社会学系，却被教师带去倡寮做查询，张世英又觉得厌烦。直到走进贺麟的哲学概论讲堂。“贺先生讲课从不念稿，浅显易懂，从思维情感上打动听。”讲到黑格尔辩证法时，贺麟以我国的荷“出淤泥而不染”为例。“贺先生说这既是我国传统文明推重‘狷介’的最盛行成语，也是对黑格尔‘对立统一’和‘扬弃’的辩证法的最生动、恰切的诠释。我一会儿觉得这段解说为我从小的狷介思维做了理论上、哲学上的阐明。”张世英从此进入哲学之门，“我毕生无悔”。
冯友兰
转系后，冯文潜、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人的课程让张世英进入了哲学的不同范畴，回想联大哲学系读书韶光，96岁的白叟颇有些激动地慨叹：“那肯定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时代。”1949年之后，张世英长时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一直在我国哲学界的中心，阅历了学界各种变迁。他对联大哲学系下了判语：“西南联大是我国哲学学界开展的高峰，毫无疑问。大师荟萃的盛况只要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能够比较——但那时是聚到一同写反省。”
因为学科的特别性，哲学系教师的研讨作业不只没有遭到战争太多的影响，反倒因为人才的集聚在这一时期结出了最丰富的硕果。冯友兰完结于抗战期间的《新理学》，表现了他日后哲学思维的首要内容；陈康在联大期间用德文所作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以新观念推动了柏拉图研讨，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重。
合理张世英认为自己找到了毕生的归宿能够专心向学时，“一二·一惨案”发生了。抗战成功后，国共坚持局势日趋严重，联大师生举办聚会对立内战，要求组成联合政府，当局以鸣枪、掐断电线等方法阻遏。事态逐步扩展，学生组织对立、罢课。1945年12月1日，政府当局竟派出间谍运用手榴弹突击学生，包含两名联大学生在内的四人献身。惨案影响了全国范围反内战运动的迸发。
同学们在民主墙上贴出了一张漫画，以表对部分同学的不满和嘲讽：几个哲学系学生戴着高度近视镜，排成一队汗流浃背地爬梯子，梯子顶端是一座庙，正中是一个祖师爷，是冯友兰的头像，满脸大胡子，头发如云雾般旋绕，云缝间布满了“实质与现象”“思维与存在”“一与多”一类的哲学名词。“我看了这张漫画，坐卧不安，自觉身在其间。”张世英被这张漫画深深牵动。1945至1946年，正是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开展的高潮，联大“民主堡垒”的称谓正由此而来。张世英回想：“比照四勇士的鲜血和我个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酷，我无地自容。是持续顾影自怜，仍是投入实践，这是我其时面对的重大问题。”
女友彭兰和恩师闻一多引他做出了挑选。彭兰是联大中文系学生，闻一多的干女儿，与张世英在茶馆中相识。二人写诗唱和交游亲近，从而互生敬佩和倾慕之情。“其时的联大同学之间，政治思维分野显着。她属‘左’，我属‘中’，互相心照不宣。”在彭兰的影响下，张世英的往来圈子扩展到了“前进人士的边际”，对地下党和延安的状况也逐渐了解。
二人建立婚约之前，闻一多进行了“面试”。长谈之后，闻一多认可张世英的脑筋，促成了这个他所称的“文学与哲学的联婚”。闻一多是彭兰的主婚人，冯文潜是张世英的主婚人，汤用彤为证婚人，二人在昆明结为夫妻。婚礼总共就这八个人参加，新郎新娘，三位教师及其夫人。
闻一多严肃认真地告知张世英：“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清楚，期望你走出象牙之塔。”“走出象牙之塔”的标语早已在联大学生中传达，为张世英所了解，“我榜首次从闻先生口中亲身听到，更感其含义之沉重”。闻一多一同送了他一本《海上述林》，这是瞿秋白编译的马、恩等人的论文集，张世英至今记住那本书的姿态，“黑绒面，烫金字”。
张世英试着迈出象牙塔。国共内战期间，他活跃参加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还为许多地下党和前进学生供给流亡场所。毕竟赋性难移，1949年前后，张世英回绝了“当官”的时机，挑选回到校园教育。夫妻二人都回到北大，张世英任哲学系教师，彭兰任中文系教师并参加党务作业。
回想终身，张世英感叹：“我终究仍是合适待在象牙塔之内。可一多师又何曾不是如此呢？”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间谍杀戮。正在脱离昆明回来家园路上的张世英、彭兰配偶听闻音讯无比震动。就在7月10日，二人还前往闻一多处离别，此见竟成诀别。张世英记住，闻一多那天谈了许多许多，特别让他形象深入的一句话是：“我将来比及那个时分，仍是要回到书斋里专心做我的学识。”
“那个时分”，是闻一多期许的国家安靖昌盛的时分。
不该被忘掉的集体：参军学子
抗战成功，西南联大宣告完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留念碑”矗立在顺畅复校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冯友兰编撰的留念碑铭篆刻在正面，碑阴则是校志委员会列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参军学生落款”，合计832人。还有若干未被计算入内，参军学生实践应达1100人左右。前后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学生总共8000余人，参军份额高达14%。
在常识青年参军热潮中，联大稀有百名同学投身军旅，图为1944年，联大欢迎抗日参军的同学
早在抗战初期，是持续念书仍是直接参加抗战救国，就成为许多青年面对的困难挑选。三校先行迁至长沙后，一篇题为《对立文明躲避方针》的文章广为流传，其间写道，除非“咱们乐意做卖国贼、当亡国奴”，否则“就没有资历躲到安全的象牙塔里”。国共两党要员徐特立、张治中均到校讲演，召唤学生走出校门抗战。教育界不少人士则要肄业生据守讲堂，表明我国已有不计其数的战士，缺的是学常识的人，更何况抗战之后还要建国，学生们是“国宝”，绝不能抛弃自己的学业。
就在这样剧烈的思维抵触中，每个人做出了自己的挑选。长沙暂时大学时期共有学生1400人左右，当校园决议进一步搬迁至昆明时，有820人表明乐意前往云南，其他流散学生大多在军政组织任职，投身抗战。但跟着局势的开展，已去联大就读的学生中又呈现了若干次参军高潮。除抗战初期的榜首次高潮外，还包含1944年应征翻译官，即为来华帮忙作战的美军做翻译，应征飞翔员，以及抗战晚期的青年军。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苟且偷生莫入此门”。这是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入口处的对联，总共有12位联大学生走入这个大门。抗日战争开端后，日本戎行占尽空中优势，我国飞翔员很多献身，当局决议从大学生中选取飞翔员，联大学日子跃报名，终究稀有十人经过苛刻选拔成为飞翔员，驾驭战争机参加对日作战，或驾驭运输机穿越誉满天下的“驼峰航线”运送战略物资，其间至少七人壮烈献身。
联大学生翻译官的脚印更是遍及我国表里。美军在印度缅甸的X-Force部队、云南的Y-Force部队以及湖广一带的Z-Force部队，均有联大翻译官前往帮忙。“二战”成功后，美国政府为一批我国武士颁发自在勋章，赞誉其对盟军的协助，16位联大学生舌人名列其间。长时间担任联大校友会会长的是一位没有取得联大结业证的“肄业”学生——梅祖彦。这位梅贻琦的独子正是因为参军所以未能准时结业，他是荣获自在勋章的16人之一。参军学生们或传奇或痛苦的故事，在联大1944届同学会的尽力下，已集结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参军回想》一书，不过因为触及前史再点评等许多复杂问题，至今未能正式出书。
参军与肄业，并非两个截然分隔的集体，亦非两种抵触的志趣。杨苡当年的外文系同学里，就出了两位有名的美军翻译，一个是社团里的好朋友穆旦，一个是“上课坐在后排，从没细心留意过的男同学”许渊冲。穆旦随我国远征军亲历了野人山战争，踏着累累白骨幸运逃生，许渊冲以“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为陈纳德翻译“三民主义”的业绩广为流传。这二人从战场归来，又在中外文学范畴留下了无足轻重的印记。
联大9年，前后8000余人来此，仅3000余人顺畅结业，由此可想见战时肄业环境的莫测和严酷。联大学生中诞生了许多闻名人士，但完好的联大不只是由他们组成的，那些名字湮没在前史长河中的每一人也都曾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乃至未能亲眼看到成功就永久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3年入学的外文系学生缪弘，就在成功的前夜，1945年7月31日，在克复广西平南邻近丹竹机场时，英勇冲击日军山头制高点，被敌军击中，壮烈献身，时年19岁。缪弘在校园时也是位诗人，他的遗诗会集留下了这样一首《血的灌溉》——
没有满足的粮食，且拿咱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心的安慰，且拿咱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咱们仅有的剩下。
你们的血现已浇遍了大地，
也该让我的血，
来注入你们的身体，
自在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你，我，
谁都不曾忘掉。
（感谢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长曾骥才先生、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总编导张曼菱女士对本文的协助。本文原刊于《三联日子周刊》2017年第48期，原标题：《肄业之路，烽火中的诗歌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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